一：诸葛亮
诸葛亮，一个传奇般的名字，他，是正义的化身，是智慧的化身，亦是忠诚的化身。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的事迹，从古至今广为传颂。
他原本只是个隐士，他念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躬耕于南阳，一心只想过着“俭以养德，静以修身”的生活。可是，他这样的智者，历史是不会让他如蜉蝣一般消失，于是演绎了“三顾茅庐”的佳话。
他足智多谋。初出茅庐就火烧新野，即使是曹操手下“八虎骑”之首的夏侯敦也落得狼狈而逃。他巧借大雾，草船借箭，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周瑜陷害他的美梦破灭，同时还大大挫伤了曹军的锐气。他六出歧山，屡战屡胜，使魏军中首出一指的司马懿也闻风丧胆。
他大智大勇。面对兵临城下的15万大军，依然笑容满面地在一座空城上悠闲地弹琴。为了孙刘联盟，他泰然入吴，虽然他知道那里有周瑜的百般刁难，甚至是生命危险。萌葭关下，为了刘备的事业，他毅然决定冒刀光剑影，前去说服马超投降。虽然最后去的不是他，但我仍然不得不佩服他勇气可嘉。
他，忠心耿耿，知恩图报。为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许是天妒英才，刘备死后，他偏偏遇上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慨叹和唏嘘。
他，舌战群儒，火烧赤壁，七纵七擒，空城退雄兵......这些看似不容易做到的，却在他的手中信手拈来。这些计谋都令人意想不到，在危难时刻帮了蜀国大忙，解救了一次次的危机。
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一个马谡，一个魏延。前者言过其实，他却委以重用，只因为马谡读了一肚子的兵书，谈论起来滔滔不绝；后者是难得的将才，他却固执地认为“延脑后有反骨”，总是不能用人不疑。恐怕在这一点上，比起刘备和曹操，他要稍逊了一筹。他太谨慎，偏偏他又遇到了那位“安乐公”，纵然他是“两朝开济老臣心”，仍不免使天下英雄常有“泪满襟”的慨叹。
诸葛亮，灵与肉虽然已经化作清风明月，但诸葛精神永存，在历史的天幕上镶嵌起耀眼的恒星，永远展现出圣洁的光辉。
二：刘备
刘备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其性格极其复杂。他重义爱民，但心存诡诈，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悲剧人物。这种仁义与诡诈并存的二元对立性格，是他成为一方之主的前提，也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
刘备的形象在历史发展中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帝蜀寇魏”“颂刘非曹”的议论，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成为“奸雄”的代表，而刘备则声誉渐长，成为“仁义”的化身，博得后人的广泛同情和爱戴。但是一个人的性格决不是单一化的，远非“仁义”二字可概括形容的。他的总体性格可用“折而不挠”概括，细分就是仁义与诡诈的二元对立。同时，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也是他政治悲剧的重要原因。
1、折而不挠，败而不馁 说他有政治远见，比别的统治者更懂得“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而且也非常机智，能屈能伸，并能竭力隐蔽自己的英雄本色，体现出他“折而不挠”的总体性格特征。刘备的性格形成与他的出身背景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
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这样的出身对他的成长及为人处世自然产生了微妙影响。因在讲究门第等级的汉末他经常遭人歧视，所以，刘备非常看重自己的出身。刘备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在创业过程中，他经常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毛宗岗曾批注:“前乎此者，依托吕布，又依托曹操，后乎此者，依托刘表，又依托孙权。茕茕一身，常为客子，然则备之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危机和生机，撇开刘备的政治动机不讲，这的确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折而不挠，败而不馁，为了憧憬的目标而始终不懈奋斗着。
2、宽厚仁慈，人心所向 刘备的性格主要表现为仁义，这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他既没有过硬的军事实力又没有广大的革命根据地，既无“天时”，又无“地利”，只能占“人和”一条。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出“宽厚仁慈”，待人以诚的性格特征。他曾说:“我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他的这些仁义表现使他的名声在民间迅速扩大。因此他在落难之时仍然有强大的号召力，有军民十万愿背井离乡追随他。 刘备爱民得民，他曾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为政在宽，史无岢敛记载。更是注重社会安定，他非常赞同赵云的意见，“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最受人们赞扬的是他宁知不利而不弃民的举动，他因此而博得了广泛同情，对其以后的发展和历史评价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刘备用人重义，待人以诚，对于人才的吸引的确收到了“以性情相契”的效果。孔明自诩“凤翱翔于九仞，非梧不栖。”他之所以应刘备之聘，是因为备乃“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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