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一，弟弟照例要回老家去上坟，并顺便看一看二叔;二叔照旧要给他留些山里红。
我属于“泼出去的水”，按老家风俗是不允许在这个日子回去祭祖的。弟弟回来后，照旧要把山里红再分些给我。
说实话，弟弟带回的山里红不怎么好，个儿不大色不鲜，没几个模样周正的;扒拉来扒拉去，不是有斑点就是歪瓜裂枣的样儿;掬开看，虫口也不少。
偏偏我就觉得，只有这才是真正的山里红。
在我的家乡，山里红不算什么稀罕物，村西三道沟里，上上下下有的是挨挨挤挤的山楂树;近村离院墙不远的地方，也有不少。从我记事起，每家每户都有一棵山楂树，那时叫做“自留树”。
我家当时是一个大家庭，伯叔同灶，姐妹成行。山楂自留树正值壮年，稳稳地站在南坡半山腰处一个长方形梯田的岸边，树身粗矮壮实，树冠庞大，一半在岸上，一半在岸下。远看就是一把超大超大的绿伞。
春天，山楂树发芽时，奶奶会领了我和三叔去给树浇水——先绕着树根部刨圆坑，用土围了圈边儿，然后把水倒进去。山楂树肚子真大，呼噜呼噜连续喝十几担子水之后才会显了慢条斯理抿口品尝的斯文样儿。
三叔挑水，奶奶和我抬水。奶奶是小脚，个子高;我是大脚，个子小：我在前面，担子压在右肩，奶奶在后面，把水桶拉得离她很近，担子?在右胳膊弯儿里;我的大脚扯拽着奶奶的小脚，摇摇晃晃的水泼溅出来，打湿了奶奶好大一片衣襟。
倒了水，奶奶喘几口气，用手拍拍山楂树根部聚出来的一撮细细嫩嫩的枝条，说：“这‘公鸡蛋’得结结，不然可惜了，果……”正说着，树上一只喜鹊喳喳喳地叫了，我就抬头望，没能听清奶奶后面的话。但奶奶所说的“公鸡蛋”我是知道的，就是一种又小又青还苦涩的山楂果，不能吃，熟了也不会红，永远也不会红，几乎卖不出去。奶奶只好切了片，掺在好的.山楂片里，可也怕压了好山楂片的等级。
奶奶很宠这山楂树，尤其是山楂快熟时，几乎每天都去察看。摘山楂时更要亲临现场指挥，绝不允许棍子劈头打摘的，总提醒着大家要朝着山楂的蒂棒处从里往树梢外轻轻地敲。
在奶奶心里，这是一棵摇钱树，是全家老小一年生活费用的大补贴。
兄弟分家，山楂树留给了奶奶，小辈们没了自留树。
山楂再红时，别人家都肩挑人扛地忙，娘难免有点失落，似乎是自言自语：咱家要有棵山楂树，该多好。
我知道，娘是稀罕着山里红很贵的价钱哩，鲜山里红一捧就是一块钱啊!有一棵树足够给我们姊妹几个添买些衣裤鞋袜和书本钢笔，还会让我们多吃两顿捞面条吧。
娘在猪圈旁的岸边拽了一大把楮叶扔给大黑猪，然后就站着向岸下望。大黑猪喳喳喳吃了一阵后，发出两声“哼哼”，是在等娘的第二把楮叶了。娘好像没听见，一直呆呆地向岸下望——岸有丈把高，岸下有一个斜坡，斜坡不短，也不算窄，斜坡下面是一条深沟，不知道有几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