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父亲是一位名扬乡里的民办教师。
那时，村小学里聚集着一群特调皮的孩子，他们最小的十岁，最大的十五六岁，都是一些误了上学年龄的农家少年。从外乡调到村里的一位老教师，只上了三天课，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就被这群孩子抢了去，脑门还被石头砸了个包。于是，老教师卷起铺盖走人。
父亲接任村小学后，很快就把这个单人单校教学点，办成了全乡乃至全县一流的村办小学。这之后，县文教局领导来校听课。不久，父亲被请到县教师培训班讲“公开课”和“示范课”1958年春，乡辅导员来报喜——县文教局决定调父亲到县城“漕小”任教。
听说父亲要调走，村里人慌了。先是村支书锦秀爷驮着一袋子米上门看望，言辞恳切地要父亲别走；接着，是村小学的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闹哄哄地涌到家里挽留。父亲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农家孩子怀有很深的感情。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目光，看到朝夕相处的学生抱着他的双腿哭叫，他心软了，便作出了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抉择：放弃进城，留在山里。乡辅导员听说后，急忙赶到村小学，埋怨父亲“太傻”，说文教局这样调动，就是把父亲当成了公办教师。但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公办”与“民办”有什么不同，还是没有动心。不久，村教学点被撤销，全村学生都到十几里外的“本部”——牛皮地小学读书。这样，父亲再留在村里，就没有道理了。
这年5月的一天，正当父亲打点行李，做好了去漕小教书的准备时，村支书锦秀爷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你不能走，不能走啊！”锦秀爷双手拦住大门，指着我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对我父亲说，“你到县里教书，路那么远，你娘谁来料理？你就忍心让娘一个人在家里受苦？”
父亲愣住了。我的奶奶方氏早年丧夫，大半生过着逃荒要饭的日子，受过太多的苦难，以致百病缠身，一年中有大半时间穿着肥大的粗布棉袄，冬春两季大半时间卧床。平日里，父亲在教学之余，总要抽空儿帮家里洗衣做饭。如果没有父亲的孝顺和勤快，多病的奶奶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面对进城教书的难得机会和白发老母的呻吟，父亲心里十分矛盾。他热爱教书这一行，学生的欢声笑语，常走进他的梦乡，但他又实在不忍心扔下我百病缠身的奶奶。
“留下来吧！”锦秀爷是个认准理儿九头黄牛也拉不回的犟汉，不达目的不罢休。他说，村里的集体食堂，就因为缺个会计，一直拖到现在没办。他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对父亲说：“你就看在大伙儿的分上，留下来当食堂的会计吧！大家吃上了饱饭，过上了共产主义日子，谁也忘不了你啊！”村支书比父亲年长十几岁，算是长辈，父亲一向很尊敬他。听锦秀爷如此这般的一番诉说，父亲再次心软，就答应了支书的请求，留下来当食堂会计。
为了留住父亲的心，锦秀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说岳全传》，郑重其事地送到我家里，双手交给父亲。他说父亲是个文化人，不能荒了书，抽空儿看看，兴许还能学到一些东西。他还特意翻开其中的一页给父亲看。那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一回。他要父亲学岳飞，听母亲的话。支书的用意，父亲当然明白。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动过离开家乡的念头。
但令锦秀爷和父亲都没有想到的是，一部《说岳全传》，竞打开了父亲的另一种生活。
父亲有着超乎寻常的阅读能力、记忆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几寸厚的《说岳全传》，他只几天就看完了。看过之后，他竟能从头至尾将书中的故事，一段不落地娓娓道来。那时，全乡数万人在家乡四山八岭展开“劈山造田”大会战。劳动空隙，人们围坐在一起，听我父亲“谈传”——讲岳飞的故事。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老支书锦秀爷更是每场必到。听到动人处，他常会作惊人之举，或突然跳起来，就地抓起一把铲镐，挥舞着、叫骂着，发誓要“劈死秦桧这个奸”；或抱头饮泣，说他这辈子没有血战疆场建功立业，真是“白活了”
1959年，家乡闹开了饥荒。恰巧这时，一位来自邻省安徽太湖的鼓书艺人“五代通”，听了父亲“谈传”后，当即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他把自己的《全唐传》《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等家藏线装书，郑重地传给父亲，要父亲接过鼓板，继承他的“说书”事业。
从此，父亲就开始了民间鼓书艺人的“说书”生活。父亲说书，有着与当地“说书匠”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他能根据季节、农事和时事的变化，说正文前来一段精彩的“书帽”。那“书帽”信手拈来，却形象生动，妙趣横生。有的像七言五绝，前后押韵，极富诗意；有的如山东快书，或长或短，朗朗上口。那唱腔，有时像“湖北大鼓”，深长粗犷；有时似黄梅戏曲，明快清新；有时如京剧唱段，荡气回肠。再就是那错落有致的鼓点，忽高忽低，忽紧忽慢，扣人心弦。夏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听上一段父亲的鼓书，顿觉心旷神怡，筋舒气爽。
父亲说书风雨无阻，万苦不辞。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小队会计开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父亲总是保持着“白天干活夜里说书”的习惯，极少耽误农事。虽然白天的农活又苦又累，但对找上门来的乡亲，他都欣然前往。每次赶场，不管刮风下雨，不论路途遥远，他都按时赶到。有时碰着早稻插秧、夏收“双抢”这样的农忙季节，父亲也没有拒绝找上门来的人。记得有年7月底的一天，父亲接下了三亩田的抢割任务。夏日高温，割谷人一般都是夜里下田，白天避暑。但这天傍晚，邻村人来找父亲说书。奶奶担心白天割谷中暑，劝我父亲别去。但父亲不忍来者失望，就捎上鼓板去了，直到第二天东方泛起鱼肚白时才归。小队长一大早去看割谷的进度，见父亲刚刚下田，就急着找人支援。早饭后，待到队里的劳力赶来时，汗浸全身的父亲已割完稻子，收起镰刀上岸。
父亲干活，舍命。他说，只有把活儿做扎实了，拿起鼓板才有底气。小队有块田，八亩大的面积。解放初年，家乡就以这块田命名，叫“八斗丘乡”。在父亲30多岁的时候，这块田的早稻和晚稻，有几茬都由父亲一人收割，并且都是一天一夜割完。每次割完这块田，父亲的双腕半个月不见消肿。为此，父亲成为全县的新闻人物，连续几年参加县里的劳模会，受到县政府表彰。
父亲说书注重风化，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已涉及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正传野史。一批流传于民间的手抄本小说，也成了父亲说书的内容。这些传统书目，有的歌颂绿林好汉，但封建色彩尘蒙其上；有的针砭官场，但江湖糟粕掺杂其中。父亲说书历来忠实原著，但决不将低级庸俗的东西原原本本地抖搂出来。
父亲说书极富感染力。“太阳落山人歇脚，听我唱个扯谎歌。昨日看见个牛生蛋，今日看见个马长角；高山头上鱼生子，急水面上鸟做巢”几十年过去，八丘河易道，但这段妙趣横生的“书帽”，还留在我的心底。父亲说书，亦谐亦庄，惟妙惟肖，且爱憎分明。对历代“忠臣”，他敬颂有加，鼓板声中饱含着无限热爱；对那些鱼肉百姓的暴君恶吏，他深恶痛绝，说唱中句句含恨，字字带血！书场中，常有人痛哭憨笑，喜怒失常，引出许多笑话。那时，只要父亲的鼓板一响，村前垸后的男女老少就会争先恐后地云集而来，隔山村听到鼓声也有人携妻带子“扑哧扑哧”地来赶场子。小队的稻场上，常是黑压压的一片。有时稻场的谷堆上、草垛上，都坐满了人，那场面很是壮观。
转眼，父亲年过七旬。由于长期劳累，父亲身体过早地衰了。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大病一场，险些丧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身体受到重创。加之早年在劳动中被一堵火砖山墙砸成的旧伤，因天气变化常常复发，记忆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已大不如从前。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的鼓板就很少响起了。但先前听过父亲鼓书的，总忘不了父亲的说唱。有人实在想馋了，就悄悄找上门来。遇到实在推辞不过的来者，父亲就说服家人，又拿起鼓板去赶场子。但是后来，父亲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女儿考大学这年，他又大病一场。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总算走出死亡的阴影。但此时的父亲，再不是当年那个“白天干活夜里说书”的鼓书艺人了。在父亲逝世之前的几年当中，因为担心他的身体，每逢双休，我都要回到乡下老屋看看。
那个星期天，我一早骑上自行车去城东长途汽车站，搭顺路班车去长林岗，到家里才上午9点多钟。绕过菜园子，猛然听到父亲的鼓点，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堂屋里，除了母亲，再没有别的听众。鼓板声中，也没有父亲的吟唱。我知道，过早脱落的牙床，日渐加重的哮喘，已经夺去了父亲的歌喉。那时的他，嗓子已经沙哑，说话觉得费力，唯有那颤动的鼓点，还保留着动人的韵律。
恍惚间，我悟出了这鼓点的灵性。啊，这就是父亲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