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够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老师，将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下文的作者，就是这样幸运的一个人。
乙未岁杪，一个寒冷的周末，学校的同事们一起在居酒屋聚饮。席间，偶然打开手机，微信中传达的消息让我震惊：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下午3时去世。顿时，像室外的天空一样，心开始飘雨，酒食无味，强忍镇静。饭后归宅，一进家门，跟内人说了句“傅老师去世了”，便泪如泉涌，欲抑而不能。
年近花甲，常有学界的师友与世长辞的讯息传来，闻讯固然悲戚，但更多的是对学术星殒的痛惜。有如得知傅先生去世这样泪崩的，除了父母离世，我还不曾有过。对古人说的“如丧考妣”，我已经超出了对字面文义的理解，成为真真切切的个人体验。人生在世，我想除了父母家人至爱亲朋，闻讯一个人的辞世，能够如此悲痛的，大概不多。
一、在中华书局与傅老师结缘
我一直称呼傅先生为傅老师。我与傅老师结缘在中华，相识却是在进入中华之前。1981年，进入大四的我开始实习。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原本就是为中华书局培养编辑而创设，因此包括我在内，几个不打算继续考研的同学，便到了中华实习。学未了，身先入，从实习开始，我就成了中华人。大学几年，一直跟我们走得很近的白化文先生，十分热心地把另一位实习的同学推荐给时任文学编辑室主任的程毅中先生，而把我则推荐给了时任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两位先生都是白先生在50年代的北大同学，白先生嘱托两位先生带我们。我既没有读过硕士，更没有读过博士，博士学位还是赴日之后以出版的日文著作获得的。因此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导师。在最近出版的文集跋语中，我这样写道：“拥有博士学位，却无特定导师。虽无宗无派，却得千手千眼执导，这更是我的幸运。”这是实话。至少中华十年，我得到了杨伯峻、李侃、赵守俨、程毅中、王文锦、张忱石等众多先生的亲灸言教。而傅璇琮先生则是被指定带我的名副其实的老师。因此也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尽管没有举行过传统的拜师仪式，但我认定傅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因此一直叫傅老师。
自从1981年3月的一个下午，到中华拜访过之后，中华十年，傅老师是在学术上对我教诲最多的老师。学术前辈奖掖后进的风范，我在傅老师那里也领略的最多。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整理点校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这就是出自傅老师的提议。点校稿傅老师和白化文先生都悉心审阅过。我写的.关于《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的生平考证文章，傅老师也逐句改订，并写下批语说“为文跳脱可喜”，让我受到很大鼓励。1983年，点校本《鹤林玉露》出版后，语文大家吕淑湘先生读到其中有几处标点不妥，跟傅老师提及之后，傅老师专门安排我去吕先生家里，具体征求意见。我清楚傅老师为我创造机会接受学术大家教诲的良苦用心。
正式进入中华之后，傅老师安排我编辑杂志《学林漫录》，从大量的学术掌故中，也使我不仅获得了学术史的知识，还在无形之中接受了学术熏陶。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学术研究，我的一点小小的成就，都会得到傅老师的极大勉励。我摘取白居易诗“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以“醉听清吟胜管弦”为题，在当时的《联合书讯》中发表了一篇介绍新刊《学林漫录》的文章。傅老师读到后，喜悦勉励的情形，至今犹在目前。
安排审阅书稿，也备见傅老师培养后学的心思。刚到中华不久，傅老师便安排担任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通过详细阅读书稿，与作者往复联系，让我又在无形之中开阔了学术视野，领略了与通常的范式迥异的学术风格，对我后来的学术写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中华的那些年，是我的学术旺盛期。不仅在工作之余，常往当时位于王府井中华书局斜对面的科学院图书馆钻，晚上也常常不回宿舍，以一张折叠床住在办公室，周六周日几乎是长在中华。因为年长的傅老师也常常在周六周日在中华的办公室工作、写作。在傅老师的激励下，那些年的努力，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在中华的日子里，常常得到傅老师以亲身学术经历的指教。傅老师曾告诉我说，任何大家都经不住查。这句话我至今难忘，还常常转述给学生。因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不仅教导我要谨慎地对待学术，还让我树立了学术自信。
二、傅老师是学者型编辑楷模
1980年代的中华，杨伯峻、周振甫等老一辈学者还在，尚存传统遗风，学术气氛很浓。俨然是一所学术中心，具有着学术向心力，作为编辑，接待作者，可谓是“往来无白丁”，如今令学子景仰的一流学术先辈，当时都曾谋面。编辑在为人做嫁的同时，大多都立志成为学者。傅老师在这方面也对年轻人多加鼓励，有学术会议，尽量派出参与。记得当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都是提交论文，并不仅仅作为出版社的编辑，而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参加。做学者型编辑，当时傅老师就是我的楷模。时移世变，傅老师的谢世，学者型编辑渐成绝响，此亦令人唏嘘，为学术悲，为高质量的学术出版惜。“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寄语当道者，为学术繁荣，为文化传承，在有余裕的前提下，多做一些“无用功”，培养一些学者型编辑，让傅老师这样的一代学人后继有人。
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傅老师成就斐然，从80年代初始，以《唐代诗人丛考》震惊学界，嗣后，《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等著作陆续面世，洵为一代大家。然而，傅老师并非独自埋头向学，而是对中国古代文史有着宏观的通盘思考，视野十分开阔，向下延伸，对宋代文史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从傅老师主张、主持编纂《全宋诗》便可见一斑。挚友龚延明教授多次向我讲述过傅老师鼓励他编纂《宋登科记考》的往事。几年前问世的《宋登科记考》，署有傅老师主编，可见傅老师一定是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宋登科记考》直接奠定了后来龚延明教授的十巨册《宋代登科总录》，其间傅老师的创意开拓之功至伟。
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作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傅老师在制定长远的古籍整理规划，为大量的古籍整理精品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今天中华书局的学术出版巨子的地位，正是由于傅老师这样一代学人出版家的承前启后而奠定。
